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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于聚落考古的术语、概念、理论以及实践方面尚存在不同的个人理解和解读，但恐怕无人会质疑基于全覆盖式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在空间位置分析、聚落形态研究和社会复杂化进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至少，这些系统调查所提供的基础数据是基于数年乃至数十年野外踏查所获得，在体现考古学“实践性”这一学科特点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当然，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本身不是目的，揭示聚落形态甚至也不是目的，还是张光直先生那句老话，“聚落考古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6页。）。聚落形态是社会考古的基础，因此，通过聚落考古研究特定区域内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才是聚落考古的目的。考古学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势必导向以“实证”为基础的学科的社会科学化，物化或以实物所呈现的居址、矿场、作坊、市场、交通路线、要塞、关隘、墓地、神圣空间等考古遗存或变量，又无一不可“归纳”“演绎”为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信仰等分类系统。其中，人口作为最为基础的统计、分析变量，对于社会复杂化程度和水平至关重要，无疑是社会考古、经济考古无法绕过的话题。本文以鲁东南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数据为基础，试图揭示区域内从距今7000年到秦汉帝国历时5000多年的时空中“关于人类聚落、民众与精英、中心与村落的全景图”。其中，“聚落人口密度”作为一项核心数据来自于信史与聚落考古的结合，相信对于我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中的“人口指标”，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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