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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木刻“中国化”和“民族化”实践中追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形式。而在“中”“西”融合、“新”“旧”调适的过程中，“民族形式”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双重内涵，这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路径奠定了基础。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逐渐深入人心，革命文艺理论由此在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实践中生成。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则在为形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实践中逐步建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反映了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彰显出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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