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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导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同时,伊斯兰极端主义、右翼极端主义均在利用因疫情危机而产生的分歧、局部冲突、治理失灵及民众不满等来推进激进化和煽动暴力袭击。对此,可以采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框架模式,研究暴力极端主义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框架建构问题,包括如何以共识动员推进激进化,同时以行动动员鼓动恐怖袭击。从框架建构的成效来看,虽然疫情期间暴力极端主义的恐怖活动受到一定限制,但是从框架共鸣度、安全和治理真空的扩大,特别是中长期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来看,暴力极端主义的疫情框架构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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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国际关系学院; 兰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