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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情况尤为严重，物价指数与工资严重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引发市立中学教师怠教。以市校教师怠教事件为契机，上海市教育局发起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开始发轫。运动开展后，上海市教育局与尊师运动委员会互相配合，教育局以“尊师金”担保贷款并发起募捐，尊师运动委员会以“尊师”为号召广泛发动义募，成为当时舆论焦点。市政当局不遗余力，明星名人上阵义募，万名学生沿街劝募，尊师募捐掀起高潮。政府主导的“义募”带动了社会自发的“自募”,“募”的热情大大激发，而“捐”的热情却难升华。募捐本应出于自愿，在尊师运动中，屡屡出现学校借尊师之名强令学生家长“献金”之事。随着以“尊师”为名之“献金”由私校扩展到市校，“尊师金”变为了上海各中小学常规性的征收款项。“尊师金”变“捐”为“收”,由自觉性募捐成为公开性收费，尊师运动发生“变奏”。为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借着尊师运动这股东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由市立学校公开向学生家长征收“尊师金”。教育局出台公开征收尊师金政策，遭到家长和舆论的强烈反对，仅仅一月即在市参议会议决下停征。捐款分配矛盾重重，强制“献金”不再重开。市政当局陷入既要提高教师待遇又难以突破财政困局，既想改善教师生活又无法强制献金的双重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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