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拜登政府上台后,将重建美国的中产阶级作为其施政的核心目标,力图从根本上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涓滴经济学"在美大行其道的状况,开创美国国家发展的新周期。重建中产阶级是拜登政府应对美国面临的内外危机的重要努力,也是确保美国对中国"竞而胜之"的基本方略,两者之间的关联度日益紧密。拜登政府既借助"中国议题"应对国内党争压力、推动美国变革,也通过重建中产阶级打造针对中国的"实力地位",夯实美国国家实力的国内基础。拜登政府对内增加用于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的投入,发展"21世纪基础设施",力推税制改革,强化美国政府在抑制不平等、反垄断等方面的作用;对外提出实施"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承诺其国际经济政策不再以美国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利益为导向,结束损害美国中产阶级福祉的阿富汗战争等海外军事行动。拜登政府重建中产阶级政策对中美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中美两国围绕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更趋凸显,须通过增进中美"内政契合度"等方式对两国战略竞争进行管控。大国竞争的内政化问题值得更多学理和政策层面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