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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制造业商誉因子比以总资产增长率计算的投资因子更适合进行资产定价的原因，商誉的增长一定是并购投资带来的，商誉难以产生超额收益，商誉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管理者的盲目乐观、代理人动机导致的非理性并购，以及大股东通过“隧道挖掘”等并购方式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都能通过商誉的大小体现出来;大量爆发的商誉减值事件导致的注意力驱动交易加强了商誉对股票回报率的负影响。实证分析也证明，并购时，商誉占总资产比例越高，企业并购绩效越差，商誉因子效应比投资因子效应更明显，且含有商誉因子的模型拟合效果更好，商誉因子比以总资产增长率计算的投资因子更适合进行资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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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