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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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