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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技术变革有助于乡村经济的复兴和农民健全生活的重建,但技术的这种赋权效应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基础。技术赋权是技术与社会协同变革的结果,费达生的蚕丝业改革实践为我们思考"技术赋权的社会基础"提供了经验参照。首先,在"农民本位"的价值导向下,技术变革才能真正为普通农民赋权,而非成为加剧社会分化的催化剂;其次,技术扩散是技术赋权的前提,而技术的成功扩散建立在有效回应农民需求和获得农民信任的基础上;最后,红利分配制度是实现技术赋权的制度保障,实施股份合作制度有助于将技术红利最大程度地截留在农村,并被公平地分配给普通农民。费达生的技术改革实践既有助于我们思考技术赋权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我们理解费孝通技术社会学思想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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