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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05年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流入市场与现代出版业紧密结合，以启蒙和经济利益为目的，发展出规模相当宏大的文化出版业，作家作为启蒙者成为社会文化权威群体，而出版家和出版业同样对中国现代文化事业有相当大的贡献，然而处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他们往往以负面的形象见诸作家笔端，在两方的纠纷事件里，出版家一方的声音总是缺失，在这个“沉默”的群体中，张静庐却呈现出“另类”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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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流入市场与现代出版业紧密结合，以启蒙和经济利益为目的，发展出规模相当宏大的文化出版业，作家作为启蒙者成为社会文化权威群体，而出版家和出版业同样对中国现代文化事业有相当大的贡献，然而处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他们往往以负面的形象见诸作家笔端，在两方的纠纷事件里，出版家一方的声音总是缺失，在这个“沉默”的群体中，张静庐却呈现出“另类”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