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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亚里士多德把修辞看作逻辑的一个分支，认为诗学、美学功能是为逻辑功能服务的，这对西方传统修辞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利科则首次把关系颠倒过来，把修辞的诗性功能特别是其中的隐喻功能视为语言的本性，认为逻辑功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语言凭借其“活的隐喻”而不断开拓意义的空间，并突破以往的逻辑规范而形成新的逻辑规范，使逻辑恢复自身的活力，由僵死的形式逻辑走向了能动创造的辩证逻辑。但由于未能摆脱传统本体论的束缚，利科最终在“语言学之后”的门口止步不前，而退回到西方传统“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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