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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轼岐梁唱和诗之所以佳作秀句频出，离不开苏辙岐梁唱和诗的铺垫。前人批评苏轼岐梁唱和诗篇有“起笔突兀”“渺不相属”和“芜词累句”三种弊病，实则根植于苏轼与苏辙唱和的特定情境之中，乃唱和诗兼作尺牍的结果。苏轼岐梁唱和诗题中出现的具日志地及详载本事现象，若证以更为原始的帖本，并校以苏辙对应的唱和之作，可知苏轼此类岐梁唱和诗乃撮合诗前诗后文字重新拟题的结果，因而较多保留了原稿痕迹。挖掘苏轼岐梁唱和诗背后的特定情境，追溯诗作的帖本形态，有裨益于追溯苏轼“随物赋形”等文学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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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