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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批判教育学从再生产理论到抵制理论的演进，体现了教育学“结构—行动”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转变，这一转变得益于伯明翰学派的影响。再生产理论打开了教育学的新视野，却陷入结构决定论的泥淖。伯明翰学派在“葛兰西转向”后所形成的亚文化研究揭示了抵制性文化对霸权的反抗，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英国的文化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进行了“理论旅行”，促使阿普尔、吉鲁等人发展出新的抵制理论，并取得对再生产理论的优势话语。文化研究使得行动者的主体性在批判教育学中回归，实现了批判教育学从理论批判到实践转化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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