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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控制与培育作为分类标准,提出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社会组织的策略经历了两次转型。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地方政府是推动转型的主体。弱激励、强压力和强风险推动地方政府借助社会组织解决治理困境,社会组织发展策略从行政控制转型为行政治理。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国家通过中央统筹,实现从行政治理到政治引领的转变。国家通过强制策略和互惠策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从行政控制、行政治理转型为政治引领,国家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型。本文是对分类控制、行政吸纳、国家与社会双轴理论的修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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