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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羊传》立书之意在于为后世君王阐释治理天下的实践智慧，但相较其他典籍所不同的是，该书多将事件解读为“贬绝”和“讥讽”，这种与众不同的语言表现手法所要表达的实质用意并不只是单纯的批判，而更进一步地引向了其所要阐释的实践智慧，即“礼”与“治”的辩证关系。秩序是一个健康的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础，而仪式是实现秩序的必要方式，西周所确立的礼乐制度正是以仪式规范不同等级成员的行为边界，从而实现了秩序框架的建构，天下之“治”才成为可能。但周王室的衰微与诸侯间的争霸使得仪式与秩序之间的平衡被破坏，在此状况下，要重新实现“礼”与“治”的和谐统一，就需要在批判的前提下并重新探讨应然秩序的构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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