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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民国时期出现的新兴宗教团体中,以发源于济南的道院规模最大、影响最巨,而其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县院更标志着新兴宗教在地化的深度和广度。县院的扩散与北洋时期军绅政权的权势结构有关,是绅权的文化网络扩张的一部分。各地县院对绅、学、商、农各界精英进行了社群整合,并为之提供了心理调适和社会控制的新工具。它们在当地的扩展深受"绅士圈套"的影响,反过来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应。由此,绅权和神权在新兴宗教与县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合缘共振。事实上,这亦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路径依赖"问题的微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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