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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中和”思想。“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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