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废罢《仪礼》”是朱熹对熙宁四年贡举改制的高度选择性解读,这一叙事后成为中国礼学史分期的关节点。事实上,若重建“废罢《仪礼》”话语形成中的事件群,可以发现,在科举制度的各项变革之中,很难看出有针对《仪礼》这部经书的特别考量,唐宋时期,它一直是九经中的中经,亦从未进入任何五经的序列之中,只是在考生“去难就易”的心态下,《仪礼》渐为举子所弃。朱熹“废罢《仪礼》”的叙事与其说是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不如说是对知识体系与知识传承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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