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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格里·贝廷森与詹姆斯·乌登主编的《中国电影诗学》自称为第一部从诗学角度研究中国电影的论著，然而就具体研究的论题、思路及观点而言，该书却转向了自身所批判的文化研究。这种理论主张与具体研究的错位在当下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中具有典型性。一方面，诗学研究属于经验论的归纳法，需要电影史维度及大量的经验素材，这是目前海外中国电影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故而诗学研究只能退回至自己反对的宏大理论及相应的文化研究；另一方面，占据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主流地位的文化研究鼓吹的恰恰是原本应批判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造成了海外中国电影研究“既非诗学研究，也非文化研究”的奇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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