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鲁迅1926年的杂文和回忆散文创作,显示出“杂文的自觉”之后最初的文体扩展和风格轨迹,对系统分析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具有特殊意义。《朝花夕拾》在这一年年初开篇,构成一条与《华盖集续编》系列文章并行或交叉的复线。它始于“三一八”惨案之前,在鲁迅开始准备南下后同杂文内部日益明显的“文体混合”实验倾向遥相呼应;最终与鲁迅“路上杂文”或通信体写作一道,构成一个“过去”和“现在”的时空复合体,一个内心与外界、“美文”与“杂感”冲突/平衡的诗学赋格。从杂文风格内在多样性和整体性出发反观这个诗的内景和写作的内面,可以看到它不是对鲁迅文学的存在斗争和审美政治性的逃避,而是作为其中一个持久的、结构性的环节,成为杂文文学本体论实质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