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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谈与感兴是汉魏以来的士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起源于东汉晚期的清议活动，人物品评中渗入了浓烈的道德与审美的因素，通过感兴来概括人物品性，即景生发的情形大量出现。正始之后，清谈趋于玄虚，引发了玄学的兴盛，东晋时期褪去政治功利性，审美游戏的成分增强，文艺作品是人物心志的写照，对人物的批评与文艺作品批评相联系，清谈影响到文学创作领域。魏晋之际，清谈与感兴的结合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两极互动的趋势，既深化了人物批评的蕴涵，又将人物批评升华为玄学的义理，这与特定年代的士大夫心志与时势有着直接的关系。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发起的兰亭雅集，即是清谈言咏与感兴的结合。从这个角度去解析兰亭诗会及其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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