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际传播研究作为大众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冷战的背景下由美国政府、基金会、社会科学学者共同促进兴起。回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中,国际传播研究脱胎于美国国内的传播效果研究,却在多种因素的共谋下与拉斯韦尔式功能主义结合,形成了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的景象。结构功能主义指导下的国际传播经验研究最终以现代化理论的方式得到了总结,形成了学术与政治的暧昧纠缠。这一后果并非简单是心理战或者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还是方法论主导的经验研究避免认识论问题与价值反思的结果。社会科学"价值中立"原则带来的危险在国际传播领域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