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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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