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分析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生内隐社会满意度和外显生活满意度的特点,探究内隐社会满意度对负性情绪体验的作用机制,以及生活满意度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多维生活满意度量表、纸笔内隐联想测验、自编负性情绪体验问卷对81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对纸笔内隐效应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平均值大于0且差异显著(t=16.995,P<0.001),表明本样本被试内隐社会态度为满意;(2)单样本T检验显示,生活满意度表现出显著满意的倾向(t=80.057,P<0.001);(3)方差分析发现,外显生活满意度(F=3.773,P<0.05)在地区风险等级上表现出显著差异,事后检验显示低风险地区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中高风险地区;而内隐社会态度测验中,内应效应在不同风险等级地区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F=0.318,P=0.727);(4)生活满意度在内隐社会态度与负性情绪体验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值55.6%。结论:内隐社会满意度对负性情绪体验的作用是间接的,可通过提高生活满意度降低负性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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