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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四运动爆发导致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到民间去”发现新问题、找寻新路径、实现新作为成为知识分子的经世之选。晏阳初从平民个体教育入手，尝试通过个体“公民化”改造以形成集体共识和社会合力，进而自发自动完成民族再造。费孝通从江村田野调查出发，指出受世界市场冲击，城市流向农村的资本断裂而导致手工业衰败，冀由新士绅发展乡土工业以解决农民生产生计问题。与他们不同，托尼基于英国工业化经验与中国土地调查，从经济学视角提出城乡关系实为一种“金融关系”，应以农业工业化重塑城乡产业格局，而这需要培养大批高等教育人才以确保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与此同时，梁漱溟在传统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比较之上，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农村，可经由乡约礼俗构建一种团契精神以实现工业化。比较而论，尽管知识分子的乡建方案不尽一致，各有侧重，但都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主体性”指向，通过知识社会化和社会知识化双向度转化以确认新秩序，经由“现代改造”或“内生调适”以期重振乡村经济，重建乡村秩序，重启社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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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