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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游记》诞生于日本近代报刊企业化、资本化的背景下，某种程度上是资本竞争的产物。一方面，芥川的中国之行得到报社资助，他的旅行视野也因报社的安排有所掣肘。另一方面，游记本身作为文化商品化、大众化的结果之一，其所拥有的内在消费属性修正了作品的成书轨迹，使其不仅聚焦于“山水”,更聚焦于“人文”。与此同时，芥川笔下的“人文”又受到各种历史、经济因素的压制，蕴含了民国时期的窘状。有着这样一番不可忽略的“经济账”,《中国游记》中对于“中国形象”的负面描写就不能单单归因于创作主体的褊狭，其背后的经济线索和历史因素也应该纳入相关的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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