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资源动员与整合优势突出,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处置群体性纠纷事件的主要机制。其党政驱动、权力主导的运行模式与"稳"字当头、宁人息事的价值取向相叠加,导致该机制在实践中出现调处视阈狭隘、调处方式粗线条以及处置方案的拟定同质化等问题。肯·威尔伯的"象限""层次(阶段)"说对此提供了深刻观照。参考其朴素的理论路径,有助于均衡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的运作效率与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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