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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激励性监管应当置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框架下加以理解和讨论，其实际是指适度放松对市场主体的限制与约束，减少或放弃使用强制性管理措施。近年来，我国已经陆续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激励性监管实践，但集中到激励性监管的范围上仍存在较大问题，表现为范围总体狭窄和范围体系混乱。对此，可以在“框定领域面向——把握对象特征——设列具体事项”的逻辑指引下，寻求对激励性监管范围的准确把握。也即，激励性监管在经济性监管领域与社会性监管领域具有不同适用空间，在重点监管领域需谨慎实施，在“新”监管领域可积极推行；对于具有守信或失信，善意或恶意不同特征的监管对象，激励性监管应区分对待；而细化到哪些具体事项可以纳入激励性监管的范畴，需要完成设列方法上的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判定标准上的从零散差异到相对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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