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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东方各国中，马克思最关注的是印度与中国。马克思曾经以研究印度社会而得出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特征，置于“古代的、封建的”之前，作为比较原始的社会形态。我们既不能像斯大林的“五形态说”那样完全忽略亚细亚生产方式，又要看到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套用中国古代社会所造成的缺憾：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对于印度社会的分析得来的，鉴于中国社会与印度社会的巨大差异，很多关于印度社会的特征是不能套在中国社会之上的；然而，我们又不能忽略其中精辟深刻的理论论述。同时，我们还要提防有些西方学者借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恶意的攻击。马克思对于印度社会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因而我们认为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将马克思关于印度研究的东方学视野看成是歌德等文化先辈建构出来的结果，是一种对马克思的误读，而对于马克思的准确解读，需要了解马克思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之间的张力。即马克思在历史主义的层面上充分肯定英国侵略者摧毁印度的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愚昧专制的历史进步性；而从伦理主义的角度看，马克思是永远站在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说话的，因而赛义德站在被压迫的东方立场反抗西方建构出来的学术暴力，反而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选择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值得注意的是，与马克思对印度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分析相比，马克思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更感兴趣，而且马克思更同情中国。在英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马克思激烈地抨击侵略者，同情中国人民。而且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前夜，马克思就意识到了中国将发生均贫富的革命，认为中国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土壤。这也许就是后来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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