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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端方出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后，不甚情愿，意在鄂督之位，直到《川汉、粤汉铁路收回国有详细办法》制定后始奉旨出都南下。后因川督赵尔丰俯顺舆情种种举措影响川路收归国有，端方联合盛宣怀、载泽奏派重臣赴川查办路事。在重臣人选上，端方先后推荐袁世凯、瑞澂，且明言己必须回避，而盛宣怀有意商请端方前往。俟载沣于瑞澂、端方中选派端方赴川查办，端方奏陈另简大臣为正当办法，意在驱使鄂督瑞澂赴川查办而己取鄂督之位。俟川势危迫，端方对赴川查办意存推诿，盛宣怀遂有改派岑春煊赴川查办之议。迨载沣明谕川督之位动摇，端方骤变消极赴川态度，与岑春煊争相入川，概意取川督之位。盛宣怀、载泽亦在岑策不符己意时，转而支持端方赴川。端方入川后先行前往重庆且逗留月余，完全采取缓和政策，与赵尔丰围绕“成都血案”履职是否正当问题展开互讦，清政府内部矛盾歧异遂构成成都独立的一个重要条件。端方应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态度变化及其与盛宣怀、赵尔丰等人的政见歧异，凸显出清政府内部权势之争与矛盾歧异，反映了末世王朝政治秩序的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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