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史、伦理学的跨域视野观之，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成果有限，直接原因在于，论证双方的问题意识、理论前提各有不同，“幸福”和“使命”的交锋成为话语生产的中心。更深层原因在于，“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念与“义务论”的道德思想无法处理“自我-他人非对称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人文精神讨论”反而提供了一个建构“学术共同体”、恢复“知识分子”群体影响力的契机，即寻回被遗忘的“美德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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