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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沈从文在自己人生的三个重要阶段都写了自传,并且靠后书写的自传均涉及之前自传所描写的内容。1932年的《从文自传》搭建了类似于民俗学、人类学的视野,更多体现文坛立名时期沈从文的个性意识和炫奇心理,也显露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同时埋设了他对学术研究的兴趣。1949年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是沈从文在天地玄黄之际,为改换事业方向进行的宣示,导致《从文自传》中隐伏的学术兴趣变成既往人生的明显部分。1950年代的《沈从文自传》及其他自传材料,表现出经历革命教育洗礼的沈从文为融入新社会所作的努力。他对之前的两个自传进行了刷新式的改写,欲图描画符合时代要求的自我。三个阶段的自传构成了一种回旋式书写,每一阶段的自我都不固化并可衍生新的意义,在自我重铸中勾勒不同的人生图景。置于纷繁变化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之中,沈从文因应时势对自我作出反复审视,顽强地再现了他的“人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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