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仁宗朝,士大夫开始明确反对书伎术官违制转迁,“区别士类”的朝廷公制较之宋初获得更为严格的执行。同时,随着欧阳修、蔡襄等提出并实践了“师古—取意—自娱”这一士流书学体系,士流书家实现了对书伎术官书法成就的全面超越,并明晰了两者书法观念的根本不同。当苏轼、黄庭坚等进一步深化士流书学体系时,书伎术官则被斥为反面典型,彼此书法美学的取向差异被定性为“身份—趣味”的雅俗不同。通过这一“制度—文化”双重话语建构,书家身份区隔在北宋中晚期逐渐确立,士大夫阶层完成了一场以书法为媒介塑造自我精英身份的社会权力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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