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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戏剧艺术作为上层建筑深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使得社会各界的文学家、剧作家甚至是电影导演等文艺工作者，将自身的目光转移到黑暗的社会制度，百姓的民不聊生。文学家们抛弃了鸳鸯蝴蝶，戏剧家摒弃了浪漫主义，电影导演丢掉了娱乐杂耍，纷纷将社会制度、生活处境、大众命运的反思跃然纸上。中国戏剧艺术正是在这种斗争的环境中寻找到自身的民族根源，在悲愤的呐喊声中，中国戏剧走向成熟。本文尝试以《雷雨》为例，通过戏剧结构与意向表征两个维度分析曹禺区别于“左翼”戏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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