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满足民、苗交往之需,湘西乡村集场由来已久。改土归流后,清廷在湘西广置汛塘,形成以“(汛)塘”管“村(寨)”的“军政兼理体制”。与之同步,汛塘与乡村集场产生互动。“乾嘉之乱”平定后,伴随汛塘分布发生变化,集场分布亦发生变化,反映出湘西“军政兼理体制”与乡村集场之间密切的交集与关联。这种互动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湘西从“羁縻体制”到“军政兼理体制”转型的关键。伴随汛塘的衰落,乡村集场对汛塘系统的倚赖度大为降低,进而完成由“军政兼理”到“民治”的近代新型体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