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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通过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基于在B市一所寄读学校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借鉴新制度主义中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框架，考察强制报告制度在学校的实践困境和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强制报告制度在学校面临规范合法性和文化—认知合法性不足的实践困境。前者因达成目标的手段不明确和不规范导致，后者因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职场文化相悖导致。建议通过协调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建构跨越组织边界的共同体，以标准化强制报告的操作流程来实现规范过程的“协同建构”;通过塑造“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思维习惯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记忆，来实现文化—认知过程的“意义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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