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考察不同孕期抑郁和焦虑共患(CAD)的检出率及影响因素。方法 自2019年8月21日至2020年6月28日,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北京市两所综合性医院连续纳入641名孕早期孕妇。通过基本情况调查问卷、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和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对孕妇进行首次调查,并在孕中期和孕晚期进行跟踪随访,最终有609名孕妇完成了所有调查且数据有效。使用SPSS 24.0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及整个怀孕期CAD的检出率分别为11.66%、9.03%、9.85%和19.70%。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职业类型为个体或农民(OR=2.307,95%CI:1.011~5.260)、对饮食状况不满意(OR=3.184,95%CI:1.577~6.429)和近期发生负性事件(OR=7.987,95%CI:4.356~14.646)是孕早期CAD的危险因素;对社会支持不满意(OR=2.416,95%CI:1.271~4.592)和近期发生负性事件(OR=6.331,95%CI:3.255~12.312)是孕中期CAD的危险因素;职业类型为个体或农民(OR=3.079,95%CI:1.099~8.628)、对饮食状况不满意(OR=3.152,95%CI:1.471~6.752)和近期发生负性事件(OR=14.372,95%CI:6.231~33.149)是孕晚期CAD的危险因素。结论 孕妇在不同孕期均存在CAD风险,且危险因素在各孕期有共性也有不同。需针对不同孕期的危险因素采取预防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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