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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行》篇对儒家群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宋儒的质疑导致后世忽视《儒行》篇的重要性，至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篇再度获得推崇，康有为、陈焕章将《儒行》视为孔子为制定孔教而设的条规。他们提出儒服是孔子改制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这种改制论，儒服同样具有群体性意义。相比儒服，孔子更为看重儒行，将行为视为儒者的判定标准。儒者行为重在学问，其内容是忠信，目的是求仁。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在没有出仕时，儒者秉持坐起恭敬的修为，沟通与把握天命；出仕之后，儒者将天下百姓与自身性命视为一体，以天下生民为终极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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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高等研究院; 山东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