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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眼看到的世界(西方)在变,回应变化中的世界的方略也在变。行动中的变往往受制于认知的变。变局观的生成以古典时期的变易说为思想资源,以观察到的世界为现实依据。甲午前,中国人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知,形成了互鉴的行动方略,自强运动应运而生;甲午后,基于天演与进化的认知,形成了序进的行动方略,导致以更张政体为目标的持续推进政改运动。如果说前者是基于平行史观,中西互有长短;那么后者则是基于进步史观,中国整体上落后西方,尤其是中国人向以为自豪的政治制度。从清季到民国,国人新观念的形成与更张均缺少应有的复杂性思维与思想的深度,呈现出较强的工具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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