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新发现的袁昌英《公意之源》,并与陶孟和的书评比较,考察李普曼《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的问题。《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public opinion"从哲学论述转向现代性的知识和概念,但其核心概念仍融合了"公共意志"与"公众意见"两方面涵义,作为现代性话语尚具有两歧性。这个特征为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提供了"舆论"与"公意"的两条阐释路径。陶孟和用书评形式引介《舆论》,关注其在政治心理学上的创新意义;袁昌英则以近似于政论文的形式,评述李普曼的新舆论观、大众媒介观和政治传播观,实已触及现代传播学的范畴。陶、袁都被李普曼的民主理论修正观点所吸引,对于著名的"李普曼-杜威之辩",也有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不同的评论视角。从话语实践上看,《舆论》参与了一战以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反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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