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熟谙《诗经》，以“至情说”解读《诗经》，发现《诗经》的抒情本质。《牡丹亭》用《诗》受其《诗》学观影响。《牡丹亭》借《诗经》展开对卫道者的抨击，视陈最良、杜宝为维护封建伦理的传统《诗》教的代表，借杜丽娘之死讽刺了传统《诗》学观。杜丽娘以《关雎》《国风》为情诗，代表了明代新兴的《诗》学观。汤显祖继承《诗大序》的文学教化观，而不局限于封建伦理道德，仿《诗大序》创作戏曲专论，反拨晚明纵欲之风。杜丽娘逐情却不纵欲，是对传统《诗》教“好色而不淫”之旨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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