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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初年,由于"民史观"的兴起,新方志受到社会普遍关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在文化的旗帜下,积极延揽清室旧人,先后设立的国史、清史两馆对地方通志纂修起到了引领和指导作用。《浙江续通志》在中央政策与学术双重引导下承旨开局,以师友、姻亲、同年、同乡等关系为纽带,组建起以沈曾植为首的清室遗民纂修团队。他们与中央两馆、兄弟省份志局声气相通,成为安置耆旧、排斥共和的阵地。军阀政策和遗民文化使这部续通志稿成为旧体志书在民国的延续,背离了民国初年方志热潮的初衷。与此同时,通志局局务踟蹰、人事纷繁、寄食情况较为明显,客观上给纂修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