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