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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罗尔斯认为其正义理论继承了契约论传统，是将行动者之同意作为派生政治原则的标准，而且这一过程体现了行动者的自主。在此意义上，他坦承自己是一位康德主义者。但他对政治规范性的这种契约论式证成可谓饱受批评，较典型的有两种：一是认为其原初状态是一种假定情形，而假定的契约根本不是契约，没有派生规范性的能力；二是认为由契约所体现的自主不具有最基础的规范意义，而是需要被奠基的，是来源于更基础的道德预设。本文认为，这两种批评都源于误解，既误解了其含义也误解了其理论使命。一方面，罗尔斯的契约论及自主概念不在于重申基本的社会原则，而是探讨这些原则的规范力量的来源，因此其只能是以假定情形作为标准；另一方面，康德式自主概念并非指现实的意志表达行为，而是指与人之本性相符，相较于现实行为，这是一种假定情形或理想状态，并以此作为规范原则和行动理由的来源。这正是假定契约论及自主之为政治规范性来源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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