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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剖术与地图学的共生乃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至关重要的时代议题。在西方传统宇宙论与新兴人文主义思潮的双重观照及规约下，二者的有机融合影响了彼时哲学、文学、绘画等诸多领域的概念生成及其知识组织模式。具体到戏剧领域，则演化为人体结构探索及地理空间征服上一组交相辉映的空间符码，但其阐释潜力并未得到莎学界重视。本文以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传奇剧《暴风雨》为例，探究在文艺复兴“国王二体论”(The King’s Two Bodies)及其变体“女王二体论”(The Queen’s Two Bodies)的身体诗学映射下，人体解剖与地图隐喻的交融所蕴藏的深刻戏剧寓意。研究表明，《暴风雨》中土著凯列班所倡导的权力肢解策略与前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力推的空间重构范式既彼此对立，又在“海岛”这一隐性政治体的空间归属及署名权限的关键议题上互为镜像、殊途同归，从而一道在未被早期现代欧洲制图师画笔标识的乌托邦式地理空间里演绎了一出兼具科学身体实验意蕴与基于传统基督教圣体-圣餐类比的道德说教母题的空间生产范式操演。其意义在于，在被誉为莎翁“诗的遗嘱”的《暴风雨》里，上述两种权力建构模式的碰撞不仅见证了詹姆士一世时期当政策略的分合转型历程，还构建了区域地图学向世界总图示迁移的空间意识以及地理大发现时代英格兰由内转外的扩张期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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