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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然是主导世界秩序的压倒性力量,奥斯曼帝国被迫祭出了泛伊斯兰主义的旗帜,以此进行最后的抗争。泛伊斯兰主义在此阶段是一种综合的救亡图存方案,是用伊斯兰身份装扮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英国和土耳其关系在此阶段更多地表现为英国对奥斯曼土耳其战略性领土的吞食,而奥斯曼土耳其被迫吞咽这些恶果。土耳其独立战争时期,文明和种族的优劣一度成为英国主导的话语并深刻作用于其对土耳其政策,集中体现为西方试图将土耳其人永远逐出君士坦丁堡。凯末尔主义者以民族主义为主,辅之以伊斯兰主义完成了政治动员,确定了建立边界明晰和领土有限的共和国这一目标,完成了救亡图存的使命。奥斯曼帝国和英帝国这一时期的竞逐发生在世界局势转型的时代,英国部分地填补了奥斯曼帝国解体造成的权力、安全和意识形态的真空,由此造成了现代中东诸多结构性的问题,深刻地塑造了中东未来地缘政治的走向。双方的竞逐,注解着这一时期权力的转移和意识形态的抗争,也是探讨英帝国在中东遗产的重要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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