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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1世纪以来，尼罗河流域主要国家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围绕水资源分配与开发争端升级。水资源总量不足与分配不均是水安全化的客观原因；资源民族主义与域外大国的介入是水安全化的主观原因。尼罗河水安全化呈现争端议题多元化、争端主体复杂化和力量对比动态化特征。埃及强调国际习惯法，积极寻求阿盟和美国支持；埃塞俄比亚强调“白板原则”,积极联合上游国家和非盟，完成复兴大坝兴建及第二期蓄水工程，现已正式启用发电。争端方通过“水安全化”对内塑造强有力政府形象，对外建立议题联盟，通过话语构建、政策实施和制度设计重塑水资源分配格局，影响国际规制，重塑水安全秩序，形成了上游集团与下游集团的对峙。尼罗河水争端治理，需要流域内各国对内淡化资源民族主义，对外避免被大国集团政治的绑架，站在“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通过利益捆绑、分歧管控与议题合作实现水资源去安全化，推动尼罗河安全治理从“上游—下游分治”到“全流域共治”,打造南南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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