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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返观《赛金花》创作背景、演出内容及话剧公演后的群体接受效果,并将赛金花与夏衍紧随之后创作的《自由魂》中秋瑾相对照,可发现二剧有不谋而合之处,一为"妓女"、一为"女杰"身份的背后,映射着剧作家同样的创作动机,这分明是抗战前夕民族国家话语运行的"文化产物"。无论是"妓女爱国"的"滑稽桥段"还是"女杰碧血千秋"的"传奇佳话",都足以满足整个时代公众社会对"英雄"的期盼与召唤,借助对"爱国之神女"与"喋血之女侠"形象的重塑,达到以文学激励国族共御外侮的政治效用,宣谕抗战与动员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将抗战加以"性别化"叙述的倾向显然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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