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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早期二元对立思维影响下，汉儒偏重观察文质的历时意义，将文质应用于政治，打造文质循环、损益救弊之说，以质为先，长期影响着文质论的表述形式。魏晋之际，二元思维在玄学清谈和佛教义解中出现新变。佛经翻译使形而上的文质论和形而下的翻译行动发生联结，揭示出以旧文质观观照文学的问题所在，使文质在共时层面的和谐成为当务之急。在《文心雕龙》中，文质论历时、共时两种形式交融。刘勰更加明晰了文、质两端与“情”在共时层面的联系，以“情文”为“立文之道”，并从质体文用的角度，提出了对“情”的价值判断，在肯定文华的同时折衷了质派，丰富了文学文质论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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