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揭示位于川青交界的果洛和色达如何在19世纪成为藏族眼中代表佛教宇宙的坛城。除了呼应当代人类学对“地方”概念的重构，这个发现还能证明这片历史上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牧区曾存在一个从文明边缘成长为中心的想象。费孝通在论及藏彝走廊时有“一子相连，全盘皆活”的期许，挖掘藏区边缘坛城宇宙观的历史有助于实现这个愿景，与东南亚人类学的比较则可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表征提供一个人类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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