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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康熙以来，正礼俗、兴教化成为统治者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朱轼重视正风俗是对康熙、雍正崇俭黜奢治国方略的回应与贯彻。朱轼对正礼俗的重视还与他崇奉理学的文化价值取向相关。朱轼既认可古礼的价值，又不迷信盲从。他根据时下的境况，对古礼中的名物、仪节、制度加以改造，从而实现古为今用。其还通过对时下礼俗进行批判，从而移风易俗。朱轼在醇化礼俗方面立身作则、不苟同流俗，并对厚风俗的根本途径作了探寻。朱轼阐发礼俗观以及在礼俗方面的实践直接关系社会教化和生民福祉，是十八世纪理学官僚在学问与事功方面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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